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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没有孟山都?

孟山都的豪赌
“中 国最多时曾经有8700家种子公司,但它们的销售额加起来也远远不如孟山都一家公司,双方实力相差太大了。”张启发教授忧心忡忡地对本刊记者说,“我早在 1996年就注意到了这家公司,那时候国内还没有什么人听说过孟山都。我当时就建议中国应该成立一个像孟山都一样的公司和它抗衡,否则国内种子市场必然被 外国公司全面占领。当时的人们,包括政府部门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今天再来看,我当初的预言都已经变成了现实。”
    张 启发是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中科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双料院士,他还有一个头衔是国家农作物分子技术育种中心主任,该中心是在张启发的倡议 下,于2000年经农业部批准在武汉成立的。张启发希望将其打造成中国的孟山都,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中心至今在产业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
    与此同时,孟山都却从一家专门生产化学品的公司摇身一变,成了全世界种子行业的领军者。
    孟 山都(monsanto)成立于1901年,总部位于美国的密苏里州。这家公司最初的主业是化工产品,曾经生产过ddt和橙剂,后者是一种高效除草剂, “越战”时曾经被美军用作对付游击队的秘密武器,后来被发现有剧毒而停止生产,但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是“越战”结束后爆出的诸多丑闻中的一个。
    公 平说,化学工业是那个时代的朝阳产业,ddt和橙剂刚被研制出来的时候没人知道它们有毒,很多比孟山都大得多的化学品公司也都在生产,不能把责任全部归到 孟山都那里。1962年,揭露ddt危害的《寂静的春天》在美国出版,化工企业的名声一落千丈,孟山都自然也逃不过去,背上了破坏环境的罪名。他们曾经试 图自我救赎,研制成一种新型除草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草甘膦(商品名“农达”)。草甘膦不但对动物和人体无害,而且在自然条件下也很容易降解,属于对环境 比较友好的新一代除草剂,自1976年被推出后便大获好评,被认为是孟山都转型期的拳头产品。
    但 是,孟山都高层并不满足,他们决定进行一次豪赌,把宝押在了植物基因工程上。众所周知,基因工程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1973年美国科学家在细菌身上完 成了第一个基因剪切操作,5年后人类胰岛素基因就被成功转入大肠杆菌,使得胰岛素成为第一个基于基因工程技术生产出来的生化产品。孟山都的管理层预见到了 基因工程的巨大潜力,相信转基因技术将很快应用于农作物育种领域,dna终将取代除草剂、农药和化肥等农化产品,成为农业领域未来最强大、同时也是最环保 的产品,于是他们决定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放弃旧的商业模式,进军种子行业。
   “当时孟山都在农化领域的世界排名仅为第六,在美国也只能排第三位。”孟山都(中国)早期的一位重要经理人刘石对本刊记者回忆说,“这个排名非常尴尬,说明孟山都在这个行业里没有话语权,充其量只能赚点辛苦钱,这也是他们决定转行的动力之一。”
    美 国资深科学记者丹尼尔·查尔斯(daniel charles)经过近10年的调查,把孟山都的这段艰难转型史写成了一本书,取名为《收获之神》 (lord of the harvest)。根据这本书的描述,孟山都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进行了一次豪赌,一方面花重金招募了来自全世界各个相关领 域的顶尖科学家为孟山都工作,另一方面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大量并购种业公司,试图以这种方式挤进种子行业。
    孟 山都赌赢了。1983年1月,孟山都科学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一次科学研讨会上宣布他们借助根瘤菌成功地把外源基因转入了矮牵牛叶子,首次实现了植物领域 的转基因。同时报告这一结果的还有来自比利时根特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两个研究小组,这两个实验室的领军人物都已在该领域奋斗了10多年,是公认的学术 权威。相比之下,孟山都两年前才刚刚进入这一领域,却异军突起,吸引了绝大部分媒体记者的注意力。虽然两家实验室事后都对张扬的孟山都表达了些许不满,但 事实证明媒体的眼光是正确的,最早将这项技术应用到实践中去的正是人力和财力都要雄厚得多的孟山都。
    今 年6月19日,当今农业领域最权威的科学奖“世界食品大奖”(the world food prize)宣布将本年度大奖授予30年前那次迈阿密大会上 宣告植物转基因获得成功的3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对解决世界粮食问题所做的努力。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时根特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两位领军人物后来也都进 入了种子公司,而代表孟山都获奖的则是当年主持这一工作的罗伯特·傅瑞磊(robert fraley)博士,此人后来担任了孟山都全球执行副总裁兼首席 技术官,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孟山都于1987年在美国进行了世界上首次转基因农作物的大田试验,并于1996年推出了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和转bt基因的抗 虫棉,后者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转基因农作物,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农业面貌。
    刘 石是整个事件的主要推手和见证人,他向本刊记者讲述了当时情况。他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生,后来去德国学习法律,毕业后在香港地区从事进出口贸易,于 1993年1月1日加入孟山都,负责农药,中国的进口农药市场就是他一手做起来的。1996年下半年他转入了生物技术部,负责转基因农作物在中国的推广。 一开始这个部门加上他仅有4个人,他们分析了中国的情况,一致认为抗虫棉最有前途。

“90 年代初期中国出口商品中有1/4都是棉纺织品,棉花的地位比现在重要多了。可是当时华北地区的棉铃虫对杀虫剂产生了抗性,耐药性增加了1万多倍,农民打几 十遍药都控制不住,只能用手抓。”刘石回忆说,“有人曾经把一只棉铃虫丢进药水里,拿出来它又活了过来,这时突然走过来一只鸡把虫子吃了下去,结果那只鸡 没跑几步就死了。”
    根据中国农业部的记录,当时全国每年因为农药中毒而死亡的农民有1万多人,而2/3的农药都用在了棉花上,而且几乎全部是剧毒的菊酯类农药。
    孟 山都研发的转bt基因抗虫棉正好可以对付棉铃虫,但当时的中国种业全部控制在国有企业手里,别说外资了,就连私营种子公司都没有。刘石便代表孟山都和河北 省农业厅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艰苦谈判,甚至动用了自己的私人关系,这才终于说服农业厅授权河北省种业集团与孟山都和新加坡岱字棉公司三家合资成立了河北冀岱 棉种技术有限公司,外资占了2/3的股份。
   “那时候中国官方对于西方国家是很有戒心的,他们也知道‘老外’的东西好,但一直不敢放开,便像当年对待‘右派’一样,控制使用。”刘石回忆说,“幸亏当时的河北省副省长陈立友去美国考察,知道了抗虫棉,便去找姜春云副总理,说河北急需这个东西,农业部这才批的。”
    1998 年冀岱公司正式开始销售转基因抗虫棉,但农民不买账,一来他们不相信棉铃虫会不吃棉花,二来孟山都的棉种每公斤要卖42元,太贵了。要知道,棉种是棉花生 产过程的副产品,农民是可以自己留种的,所以棉种公司不敢卖高价,当时的价格是每公斤2元。但是这样的棉种都没有脱绒,出芽率低,每亩地要用
    10公斤种子,孟山都的种子经过了硫酸脱绒处理,出芽率大大提高,每亩地只需要1公斤就够了,这样算下来,棉农的实际成本仅仅提高了一倍而已。
   “中 国农民多年养成的习惯很难改变,我们怎么解释都没用,最后还是动用了行政的力量,由地方政府出面搞摊派,每个中小学生都必须买一斤抗虫棉种子回家。”刘石 回忆说,“当然最后的结果是皆大欢喜,种子种下去后不但出苗率很高,而且棉铃虫真的不吃了,产量大幅度提高,棉农好评如潮。于是到了第二年情况就反过来 了,我们的种子供不应求,甚至有省领导亲自给我写条子,要求帮自己家乡的亲戚买种子。”
    据 刘石回忆,孟山都第一年就卖了1000多吨种子,第二年销量突破了2000吨,销售额达到了1亿元人民币,第三年卖了3000多吨,销售额接近2亿元人民 币,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因为种了抗虫棉,河北省的棉花产业发生了爆发式的增长,并通过节省农药等方式为河北棉农带来了数十亿元的好处。
    这件事后来被美国哈佛商学院看中,作为教学研讨中的成功案例样本。
    不 过,因为被大范围盗版等原因,孟山都抗虫棉的销量到3000吨就封顶了,之后更是一路下滑,导致今天孟山都抗虫棉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微乎其微。就在孟山都 抗虫棉卖得最好的时候,也就是1999年底,中国农业部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全面放开国内种子市场,打破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局面。《种子法》实 行后,各个省都立刻成立了自己的私营企业,原有的国营种子公司迅速被私有化或者干脆倒闭了,转型发生得极为迅速。
    种 子法还规定,外资企业不能在中国独立运作,必须和中国企业组成合资公司,而且也不能控股,最多只能占49%的股份。刘石认为,这项条款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 像孟山都这样的强势外国种子公司垄断国内种业。但是不管怎样,这个法毕竟为外国公司打开了一道门缝,从此大批外国种子企业便合法地挤进了中国市场。
    恰 在此时,孟山都自己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并购的步子走得太快了,孟山都的资产负债率达到了70%的高位,现金短缺,于2000年被普强公司 (upjohns)并购(此后又被辉瑞公司并购,孟山都公司的农业部分由于不被看好而被单独拆分出来并上市,这是题外话)。第二年刘石接到公司总部的通 知,要求他们停止所有的新项目。当时他们正打算引进转基因抗虫玉米和抗除草剂大豆,与吉林省种子公司的谈判已经结束,就等批文了,禁令一下,这个项目也就 无疾而终了。
    那年的国庆节,刘石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告诉他,美国杜邦先锋种业公司打算进军中国,正在寻找一位中方总经理。刘石考虑了两天,决定离开孟山都,加盟先锋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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